浅析对执行被执行人债权的法律完善


王春胜


　　纵观各国的民法理论，大多设立有债的担保制度、违约责任制度及债的保全制度，分别从事前保障、事后保障和自然债权人的代位权、撤销权等多方面予以规定，均把确保债权实现、保护交易安全放在重要地位。我国现有的关于债权执行方面的法律规范，通过执行实践，其不足和缺陷日渐显现。笔者认为，应尽快针对被执行人的整个债权，制定出较为系统的、统一的、操作性强的执行规范，以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现将如何执行被执行人债权的初步构想分述如下。
　　（一）对被执行人自然债权的执行
　　被执行人的自然债权，是指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尚未经依法确定的债权，它表现为到期债权和预期债权两种状态。根据自然债权的未确定性，对其执行可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对自然债权的冻结
　　债权的冻结是指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固定，在台湾也叫“债权扣押”，有的法律规范还称之为“禁止支付”，这是一种控制性措施，与有形财产的查封或扣押相类似。债权一经依法冻结，被执行人即无权自主要求第三人履行，无权自主处分该债权，第三人也不能自行按期或提前清偿该债务，如要求偿付，法院则可对其偿付的财物或价款予以提存。和《执行规定》中发出履行通知的条件相类似，冻结被执行人的债权也应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是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这里所说不能清偿，既包括被执行人没有财产而无力清偿，也包括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只要被执行人无现金、存款可以执行，或其有动产、不动产但不适于、不方便执行，或虽有部分财产但不足清偿其所欠债务，即可认定为不能清偿。至于对动产、不动产及债权的执行顺序，现有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应本着有利于实现申请人权益的原则进行。其次是对第三人享有到期的或预期的合法债权。债权的合法性是对该债权执行的必备条件，若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不享有合法债权，如赌博之债，买卖婚姻之债等非法之债，则不属可执行的债权。对到期债权而言，因偿付期届满己可收回，故在冻结后可立即进行债权的确定和变价；而预期债权因未到偿付期限，对其只能先行采取控制性的冻结措施，待债权到期后再进行变价。第三是需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有些观点认为申请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应过分重视申请的形式，在《执行规定》中也规定发出履行通知可以由被执行人申请。但笔者认为在债权冻结中，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这是因为除了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外，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如果不是由申请执行人申请，而是根据法院在办案中发现或者由被执行人提供，就对被执行人的债权予以执行，并且由申请执行人承受执行所得利益，对被执行人的其它债权人而言，就显的不够公平。但如果是申请执行人知道这个债权且对执行这个债权提出了申请，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就不会产生不公平的问题。《执行规定》第61条规定可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更为适当的做法应是被执行人主动把自己享有的债权向法院申报，法院在收到报告后及时告知申请执行人，如申请执行人要求对此债权执行，由其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再予以执行。《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00条没有规定可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笔者认为就是基于上述考虑。
　　（2）第三人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
　　执行被执行人的债权，必然要涉及第三人，即被执行人的债务人。在冻结债权通知向第三人和被执行人发出后，则应进行第三人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程序。具体的说，当债权冻结通知直接送达给第三人后的一定期限内，第三人应如实提供有关其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包括有关债权是否存在异议、有无设定担保，是否被其它法院冻结以及其他与执行有关的重要情况等。如果第三人对被执行人主张的债权提出质的异议，即认为债的关系不存在，法院则不能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对这种异议不进行审查，申请执行人如认为第三人提出的异议没有理由，可以在异议人提出异议后一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代位诉讼，法院则相应将对债权的冻结转为诉讼保全措施；如申请执行人不提起代位诉讼，法院则应解除对该债权的冻结。第三人如在法定期限内不作报告或说明，或虽承认债权的存在，但又提出自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的异议，此种情况下，可视为被执行人的债权己经确定；第三人如对被执行人债权提出量的异议，即一部分承认，一部分否认或有异议，则债权在其承认的数额范围内视为确定，法院可以对这部分确定的债权予以执行。
　　（3）对确定债权的变价
　　在债权依法定程序得以确定后，就需对债权进行变价，其执行措施根据债权的特点可相应分为基于债权可代位清偿性的执行措施和基于债权可转让性的执行措施。基于债权的可代位清偿性，执行法院可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第三人在所欠被执行人的债务数额范围内，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偿债义务，若不履行，法院则强制执行；基于债权的可转让性，执行法院则可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以该确定的债权折价抵偿给申请执行人。在此情况下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是必须的，因为债权转让的后果，是申请执行人取得了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债权，要承担收取该转让债权的风险，因此，必须要由申请执行人同意并申请，才能裁定将债权转让给申请执行人。同执行被执行人金钱债权相对应，是执行被执行人享有的非金钱债权。此种债权的执行，《民诉法适用意见》和《执行规定》均未涉及。根据债权的分类，非金钱债权包含物的交付请求权和行为请求权两个方面，由于行为请求权无给付内容，且不能变价，故不属本文所述对被执行人债权执行之列。而物的交付请求权，因第三人对被执行人负有返还或交付一定财产的义务，执行法院可以作出裁定冻结该请求权，并要求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交付有关财产，以供变价执行，如第三人拒绝交付，则按照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对被执行人法定债权的执行
　　所谓法定债权，是指已由法院判决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因债权的存在及数额己经依法确定，故和执行自然债权有所不同，对其执行时毋须经过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程序，第三人也无权对该债权的质或量提出异议，法院对到期的法定债权可直接予以强制执行，进行变价或转让。在对被执行人法定债权的执行中，如该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依法是由执行法院执行的，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将两案合并执行即可。但若该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不是执行法院作出的，那么按规定该法院无权直接执行其他法院的法律文书，这就必然产生一个执行管辖的问题。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笔者认为不能过分看重法院的权限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被执行人在对申请人负有债务的同时，对案外第三人还享有债权，其既是债务人，也是债权人，被执行人债权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申请人对被执行人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实现，因此，从维护债权人的权益实现出发，应尊重申请执行人的意愿，据情采取以下做法：
　　（1）当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的法定债权执行后，该债权如已由另一有管辖权的法院据以立案执行，原则上另一法院应将执行案件移交给执行法院合并执行；但是如果申请人认为另一法院执行更为有利并提出申请的，执行法院则将案件移交给另一法院合并执行。另外当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数额小于被执行人的债权数额而不便合并执行时，此时申请执行人可通过执行法院向另一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在其债权数额范围内，协助扣留执行所得财产，并转交给执行法院以便交付申请执行人，以充分保护其债权的实现。
（2） 当被执行人未就该法定债权向另一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申请，如果尚在申请执行的法定期限内，该申请则具有申请执行人代位向其他法院申请执行的效力，执行法院和另一法院则可以根据申请人的意愿互相移送案件合并执行。
　　2012年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其中，新增加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这次修改刑诉法取得的一个标志性进步，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特别是其与沉默权的关系——尚存在分歧。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一规定并非确立沉默权制度，换言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还没有沉默权。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把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当成了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标准，而这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米兰达规则对于沉默权制度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句简单明了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借助于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人们知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面对警察讯问时保持沉默。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的文明化来说，米兰达规则功不可没。但是，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并不是由米兰达规则确立的。

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据此，“自愿性”就是美国司法机关判断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纳为证据的基本标准，而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了沉默权。由此可见，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建立于1791年。1966年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判例确立的“告知规则”不是在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而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正如美国20世纪著名刑事司法学家弗雷德·英博教授所指出的，以沃伦大法官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要确立这一规则，“完全不是基于保护无罪人的考虑”，而是“寻求平等主义哲学的产物”。他们认为，“富有的、受过教育的或智力高的嫌疑人很可能从外界得知他有沉默权；反之，贫穷的、未受过教育的或智力低的嫌疑人则不知道这种特权。因此，一切被羁押或者被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人，必须被告知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根据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判例来解释美国宪法并保障宪法规定的正确实施，但不能给宪法增加权利性规定，否则就会构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因此，美国人的沉默权不是米兰达规则赋予的，而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警察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是在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是在提醒嫌疑人依法享有沉默权。由此可见，认为美国的沉默权制度是由米兰达规则所确立的观点是错误的。米兰达规则的历史作用在于把过去那种默示的沉默权制度转化为明示的沉默权制度。

所谓“默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没有明确使用沉默权的字样，但是从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可以推断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该享有沉默权，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反对强迫性自证其罪”的规定。所谓“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使用了沉默权的字眼，而且要求司法和执法人员必须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沉默权，如美国的米兰达告知规则。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每种制度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与明示的沉默权制度也是各有利弊的。毫无疑问，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和提高审讯的文明程度，但是它也会限制侦查人员的审讯活动，并且有可能为真正的犯罪者提供逃避惩罚的机会。作为讯问对象的嫌疑人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辜者，一种是犯罪人。从讯问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有罪（这里所说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有罪”，而是事实意义上的“有罪”）的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经常处于一种“供还是不供”的心理矛盾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审讯也是侦查人员和这种有罪嫌疑人的智慧力与意志力的角斗。如果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在开始审讯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那么一些有罪的嫌疑人就会顺势选择沉默，或者在侦查人员问到令他难以回答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时主张沉默权，以便从容地构筑心理防线。实践经验证明，对于那些犯罪心理不太坚强的有罪嫌疑人来说，初次讯问往往是其心理防线容易崩溃的时间。如果侦查人员在此时必须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那就可能失去破案时机，因为对于犯罪侦查和审判来说，损失的不只是口供，还有潜在的物证和书证以及取证的时机。相比而言，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不能像明示的沉默权制度那样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而且是否强迫自证其罪的标准在实践中也较难把握，但是它较好地兼顾了打击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效率。

综上，以米兰达规则为代表的美国式沉默权制度既不是沉默权制度的唯一模式，也未必是最佳模式。中国应该努力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价值冲突中选取适当定位。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认为选择默示的沉默权制度是比较合适的，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就是这种沉默权制度的法律依据。无论立法者是否自觉，把“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进刑事诉讼法，就标志着中国法律确认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明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这彰显了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另一方面，这明确了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所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权保持沉默。虽然我赞成把“如实回答”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中删除的主张，但是既然立法者选择了保留，那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法律中的规定不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因此人们不能解释说，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所有提问。前面的含义是可以保持沉默，后面的含义是不许保持沉默，这是自相矛盾的。笔者认为，对于上述规定的合理解释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但如果选择回答，那就要如实陈述。换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是没有说谎权。

中国已然在法律上确立了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但要使之从应然的制度转化为实然的制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性规定中，应该明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其次，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完善与沉默权有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何种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必须排除，而这就可能要借助司法判例，譬如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最后，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强化人权保障意识，坚持依法办案原则。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式沉默权制度名副其实，那是必须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