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管理办法（试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琼府办〔2011〕53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十日
海南省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56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药物（包括本省增补品种，下同）集中采购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和规范我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机制，实现基本药物安全有效、品质良好、价格合理、供应及时，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基层用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确保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通过网络平台统一采购，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第三条 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统一配送。
（二）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集中批量采购优势。
（三）招标与采购结合，一次完成采购全过程，最大限度降低采购成本。
（四）质量优先、价格合理、保障供应。
（五）统一规范、依法监管、科学评估。
第二章 职责划分
第四条 省政府对我省基本药物采购负总责。省卫生、发展和改革、物价、财政、社会保障、商务、工业和信息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监察、采购机构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第五条 省卫生厅是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的主管部门，负责确定具备独立法人及采购资格的采购机构开展基本药物采购工作，并对基本药物集中采购过程中采购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协调解决采购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六条 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心作为我省实施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工作的采购机构（以下简称采购机构），是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的责任主体，负责利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平台为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提供药品采购、配送、结算等服务。采购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得向企业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取费用。
第七条 省物价局会同省卫生厅对基本药物近三年市场实际购销价格进行全面调查，包括社会零售药店零售价格以及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际进货价格，建立基本药物价格信息库。
省物价局要加强市场购销价格监测，建立基本药物指导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基本药物定价方式，对基本药物价格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
第八条 省财政厅负责保障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平台和监管平台建设、管理、维护经费，以及采购机构必要的工作经费。
第九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本药物情况纳入医保考核检查范围。
第十条 省商务厅负责对采购机构工作的全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十一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本地区基本药物的生产和供应保障。
第十二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基本药物生产、经营配送企业进行资质审核，对中标基本药物的质量和配送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省监察厅负责对基本药物采购工作的主管部门和责任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察，对基本药物采购工作中的国家公务员以及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十四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基本药物采购计划的编制、评标、议价等工作。按照协议定期向采购机构提出基本药物用药需求，按合同要求采购基本药物，进行交货验收并出具签收单，按协议约定向采购机构及时付款。
第三章 招标与采购
第十五条 供货主体。原则上用量大的基本药物直接向生产企业进行采购，用量小的基本药物集中打包向药品批发企业采购，也可向代理生产企业销售药品的批发企业采购。供货主体（企业）对药品的质量和供应一并负责。
供货企业需将拟供货的药品样品送省药监部门备案。按合同要求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供应基本药物，进行基本药物的动态贮备，保证所供应基本药物的数量与质量。保证配送的基本药物与合同中药品相一致，并确保基本药物按时、按量配送到位。
第十六条 我省基本药物根据以下情况进行分类采购：
（一）独家生产的基本药物，采取与供货企业进行单独议价的方式。
（二）基本药物中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免费治疗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用药、免疫规划用疫苗、计划生育药品及中药饮片，按国家现有规定采购。
（三）其他基本药物均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四）对通过以上方式均未采购到的基本药物，经省卫生厅同意，由采购机构寻找替代剂型、规格重新采购，或者委托我省有资质的生产企业定点生产，并由省卫生厅及时将情况上报卫生部和国务院医改办公室备案。
第十七条 基本药物的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度，即在编制标书时分别编制经济技术标书和商务标书，企业同时投两份标书。只有经济技术标书评审合格的企业才能进入商务标书评审，商务标书评审由价格最低者中标。同时按照价格高低选择两个次低者为备选中标企业。若中标企业因故不供货或不及时供货而被投诉并经核实无误者，则在两个备选中标企业按照价格较低优先进入的原则确定中标企业。
第十八条 我省基本药物原则上采用单一货源承诺方式进行采购，即对每种基本药物（具体到剂型和规格）原则上只选择一家供货企业中标，由该企业获得我省该药品的全部市场份额。
我省基本药物采购的剂型原则上不超过3种，每种剂型对应的规格原则上不超过2种。采购机构负责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机系统和邀请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我省基本药物采购品种。
第十九条 签订基本药物购销合同。采购机构代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供货企业一次性签订一个采购周期内的购销合同，明确品种、剂型、规格、数量、价格、供货时间和地点、付款时间、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并负责合同的执行。合同具体内容按卫生部制定的标准合同文本执行。
第二十条 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价格原则上不得高于市场实际购销价格。通过集中采购确定的采购价格（包括配送费用）为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际销售价格。
第二十一条 基本药物日常采购按照以下流程进行操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月向采购机构提供用药需求——采购机构编制采购计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单(采购机构监管)——供货企业配送基本药物——医疗机构验收入库并出具签收单——采购机构根据签收单向供货企业付款。
采购机构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月的采购需求，汇总编制我省每月基本药物采购计划，确定基本药物采购的具体剂型、规格、质量要求，明确采购数量。
第二十二条 建立基本药物采购付款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基本药物付款的责任主体，并与采购机构签订授权或委托协议。采购机构根据省卫生、财政等部门制定的具体付款流程和办法提供结算服务，按协议约定及时付款，以确保从交货验收合格到付款不得超过30日（具体天数要在合同中约定）。未能按时付款的，采购机构与省卫生厅根据有关规定通过市、县卫生局责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供货企业支付不低于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具体金额由采购机构与供货企业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明确）。
第二十三条 我省基本药物配送由供货主体负责，由供货主体自主选择自行配送或委托药品经营企业配送，并在规定时间（原则上2天）内及时配送到位。
配送管理办法由省药监部门牵头负责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采购结束3个工作日内由省卫生厅向社会公布基本药物中标企业和采购价格，接受社会监督，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环境。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省卫生等部门通过网上监管系统等途径，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的品种、数量、价格、零差率、回款、使用和药品生产配送企业参与投标、配送等情况进行动态监管。
第二十六条 建立完善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对采购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蓄意抬高价格或恶意压低价格，中标后拒不签订合同，供应药品质量不达标，未按合同规定及时配送供货，向采购机构、基层单位和个人进行贿赂或变相贿赂的，一律记录在案并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罚：一次违规严厉警告，并限期纠正或整改；逾期不改或二次违规的，由省卫生厅将违法违规企业和法人代表名单及违法违规情况向社会公布，两年内不得允许该企业及其法人代表参与我省任何药品的招标采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要依法惩处。
第二十七条 省卫生等有关部门对具有违法违规行为的采购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人员按有关规定予以惩处，并公开其不良记录，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省卫生厅会同采购机构等部门依据本办法制定我省具体的基本药物采购方案。
第二十九条 省各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有关配套实施细则。
第三十条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农（林、茶、盐）场医院参照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试论乞讨权及设置禁乞区是否违宪兼论其他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胡文苑
日前，读到一位作者刊登的文章论在城市设置禁乞区是否是侵犯了行乞者的宪法权利，是否是违宪行为，觉得很有意思，有必要认真的作一个法律评价，因为涉及民权的案子，历来都是法律人争议的焦点，对这话题展开的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是对中国宪政理论的一大丰富，在前面谈及的那位作者文章中引述了大量现行法律试图证明在城市设置禁乞区并不违反宪法，我以为单就用法律规范来证明一个事实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法律规范无非是各方利益博弈后的文字表述。如果单是堆砌法律条文来证明结论的话，就会陷于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中。作为一个法律评价，特别是涉及人权的案例，应该是站在理性的立场，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用辨证的法律思维，去阐释事实观点后的法理性基础，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闪烁着法律人智慧光辉的论断。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阐述如何看待乞讨权及禁乞区是否违宪的问题。
勿庸置疑的是乞讨作为一种法定的权益，似乎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法律价值。我们评价一种社会行为是否应该受到社会的保护抑或社会的限制、约束及至制裁，关键就在于这种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益。当对一个行为的选择成为权利，一定是因为大家看清了，这种权利对社会利大于弊，如果弊大于利，则不称之为权利，而权利真正的意谓就是自由，即有为或不为的自由，有不容他人侵犯，和受到侵害时有权得到救济的权利。而划定公民自由总的原则在于公民自由边界范围的界定是各方利益最大化，降低各方博弈成本的结果，公民超出自由范围，就势必会带来其他人利益受损，必会受到全社会力量的打击。如果在自由范围内行事，则其他人的利益和公民自身的利益均可得到保护，产生最优的结果，达成最高的效用。同样如果公众或其他人的权利边界侵犯到公民个人的领域，势必会损害个人的利益，遭致个人强力反击。只有在公众或其他人退回到自己的权利边界运行自己的权利，才能使公民个人与公众、他人在社会活动中效用最大，达到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的境界。
而划定公民自由范围的方式，学界主流的伯林式自由圈有以下三个判断标准：
一、如果公民的行为没有影响、损害其他人，这种行为就应该划定为伯林式自由从而受到保护。这里最有名的案例就是陕西延安的夫妻在家观看黄碟案，国外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有一对工程师夫妇长期在家里坚持天体运动，男主人经常一丝不挂在家里的庭院修剪园艺作品。虽然女儿为此曾有一段时间不敢带男朋友回家，但总的说来，该夫妇的行为并没有影响损害其他人。生活中男同胞单身的都有这样的经历，例如：一个月不洗衣服，不刷碗，只是到了追求异性时，衣服才换洗的特别勤快。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他人无涉。还有一个一致公认的宪法权利即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认为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没有损害和影响其他人就应该保护，因为只有这样，在这个限度范围内每个人个人意愿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有利于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体能和才智，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而这种状态正是古典经济学所阐述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所描述的那样，使每个社会成员受益。
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对他人产生损害和影响，就应该有消极自由，这个规范对每个成员都利大于弊的，也是整个社会谋求双赢的制度性保障。
但是如果出于个人的心智不健全或侥幸心理，他的行为虽不危及他人，但是将会对其造成自身也无法预想的效果，社会的强制力必须予以介入，介入的理由在于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如交通法规定司机和副驾驶座上的乘客必须系上安全带。
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这种损害是物质上或人身权益上的，则此行为不属伯林式自由的范围。
这类例子很多，如打架斗殴，招投标中的串标行为，如果社会不加禁止，社会没有一套游戏规则、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每个人为维护自身的权利，势必自行自力救济，那么社会就会动荡，就会陷入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所以有必要形成一个统一力量来执行统一规范即前述的游戏规则，大家按牌理出牌，不按牌理打的，那社会就应强制纠错。社会大众选择这么一个力量在保护受害人的同时，也是保护了自己，因为安全感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冒犯，则应仔细斟酌这种行为是否属于伯林式自由。
在不侵犯他人权益和侵犯他人权益之间有个中间地带，我们称之为冒犯，如在家里放音乐，音量很大，要不要加以限制；在你面前吐痰，要不要制裁。对于冒犯的定义，一般认为，行为人没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伤害到别人的肉体、人身安全，而是出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感情或生活方式的选择，但他们的行为确实令人不悦，行为人的行为满足了自身的利益，但又同时破坏了其他人的利益。
我想乞讨大概就属于冒犯的一类，首先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但它同时可能又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如令人感到不悦，觉得很脏（大部分乞讨者蓬头垢面），有时候还影响通行，利用了人们的善良之心，等等。所以一方面，对冒犯的行为一定要做出某种禁止，否则，受到束缚少了，大家出格的事可能就多了，受到冒犯的机会就多。另一方面，这种禁止范围不能很大，否则是对人权利自由的极大干预。
所以对于冒犯行为是否做出禁止，一定要根据它影响的利益来区分，具体到乞讨行为。如果乞讨者在重要场所，如天安门广场、国家机关门前、重要的交通干道上进行乞讨，就应该禁止，因为它影响到国家的尊严，交通秩序的畅通，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此种利益是现实的，并不是臆测。但是如果乞讨行为发生在背街小巷，或是交通并不繁忙的街道，我们就应该容忍乞讨行为的存在。因为在此公众的利益并不突出，而社会应当容忍乞讨者自由的存在，毕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虽不值得提倡，但作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应予保留，否则，更为基本的权利也会随着乞讨行为的禁止而渐离我们而去。
如果乞讨行为是强行索要，那么这种乞讨行为也是应加以禁止的。因为这种冒犯行为让人家难以避开，而且冒犯程度很大，对他人也没有任何益处，而且是持故意的心态，故应严加禁止，但是如果乞讨者是安静的在那乞讨，则社会应当容忍他行为的存在，因为它给了实施者选择权，有权施与不施。
那么乞讨既然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应得到社会的容忍，那么，政府通过行政立法在一定的范围内划出禁乞区是否违法了宪法呢？我们从违宪审查原则出发，审查该项行政立法的合宪性问题。一般来说，立法合宪性审查程序为：（1）审查行政立法行为的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我认为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划定禁乞区有正当性，理由在于在国家机关所在地、重要的国家象征场所如天安门、军事机关、领事馆、交通枢纽及干道划定禁乞区，有助于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的尊严，其正当性不言而喻。（2）如果行政立法目的具有正当性，那么就对立法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的正当性进行审查；一般来说，划定禁乞区后，如果乞讨者强行要在禁乞区乞讨，一般采取的手段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措施，强制措施如强制带离，处罚手段有警告、治安拘留等。我认为在教育无效，采取以上手段作为制度性的保障措施来说，具有正当性。首先，手段具有有效性，效率很高，马上可以实现立法的目的；其次，没有超过相对人承受范围。（3）第三个审查标准就是如果立法所采取的手段具有正当性，那么就对立法目的与立法手段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审查，“因果关系”一般采取以下三种判断标准：（1）严格审查标准，在此标准下，该特定立法所欲达成的利益（立法目的）若不是最实质重要的利益，或者政府为达成该立法所设定的目的所选择的手段与该实质重要利益之间未具有严密关联性，则该立法通常会被认为违宪。（2）中度审查标准。在此标准下，该立法所要达成的目的虽不必为实质重要利益，但至少必须是重要的利益，而且该立法所选择的手段必须和该利益之间具有充分的关联性。（3）合理性审查标准。在此审查标准下，只要立法或立法手段未基于任何弱势群体作为分类标准，同时也不违背任何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则只要具有合理正当的立法目的，且其所选择的手段与该目的之间具有合理的关联，则该立法即合宪。
我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划定禁乞区应适用中度审查标准，政府立法划定禁乞区，为维护国家尊严和社会公共交通的通畅，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虽不及保障基本人权那样具有实质重要的利益。但它关系到重要的利益，而且立法所选择的手段如强制带离、警告、治安拘留等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是实现立法目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具有充分的重要关联。
故禁乞区的合宪性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禁乞区的划定范围不能无限的扩大，一定要在重要的目标和关乎重要公共利益的区域，还有保障禁乞区选择的行政措施一定要适当，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违宪。一定要树立公权的权限边界意识。
参考文献：《如何确定伯林式自由的界线》张晓群
《违宪审查原则论》 胡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