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1987年4月1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杨易辰检察长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法官如此断案当构成徇私枉法罪

王 政 律师

法律实践中，不少司法人员对枉法裁判构罪往往存在一种错误认识。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只有在刑事案件中，从事侦查、检察、审判职责才可构成本罪。对普通民事或行政案件，审判或执法人员即使因徇私或徇情枉法存在错判也不会构成犯罪。如此认识不仅不符合我国刑法条文的具体规定，而且带着这种理念或想法用于指导司法实践也是非常有害的。本文通过滨州市一劣质化肥坑农案，来说明在民事案件审判中追究枉法者刑事法律责任的必要性。
一、民事枉法裁判问题的引出
司法实践中，民事枉法裁判案件而言，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只不过有些案件枉法比较明显，有些案件稍微含糊一些罢了。怎样才算明显枉法裁判案件呢？试举一例说明：
2006年2月18日，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劳店乡后周村一农民周某在当地购买了同乡村民王玉河销售的山东鲁北（化工）企业集团总公司（山东省无棣县一知名企业）生产的不合格鲁北磷酸二铵用于其承包棉田的施肥，结果造成棉田的大量减产，共造成经济损失十余万元。就损失赔偿之事，周某在同生产厂家和经销者协商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便向当地法院对有关责任人提起了产品质量侵权之诉，要求王玉河和山东鲁北（化工）企业集团总公司承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造成的损害责任。
经过几番周折，阳信县人民法院受理了周某提交的案件，并组成了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等人为成员合议庭审理此案。结果此合议庭没发出过一次开庭通知，便在收案两个多月后作出了一份对此案无诉讼管辖权的裁定，即阳信县人民法院（2007）阳民初字第207号民事裁定。法官作出该裁定的主要理由是：被告王玉河系阳信县劳店乡毛寨王牌村农民，不以经营化肥等农资产品为业，且无营业执照，无门头场所。原告周某使用化肥是经王玉河在无棣县华龙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购买，无棣县华龙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地点在无棣县。产品制造商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住址为无棣县埕口镇，本案的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及被告驻所地均在无棣县境内，该案应由无棣县人民法院管辖。
周某不服此裁定，遂就该裁定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非常的重视，组成了以姚奎英为审判长、崔珂平和张训东为审判员的合议庭审理该裁定上诉案。但是该案件审理的最终结果是：驳回周某的上诉请求，维持阳信县法院一审裁定。
二、上述案件构成枉法裁判理由分析
（一）事实理由：1、本案属于因产品（鲁北化工生产磷酸二铵）质量不合格而引起的产品质量侵权之诉。2、本案被告人之一——王玉河（不合格化肥的直接销售人）的经常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是阳信。3、本案王玉河赚取产品差价是事实，其不以经营化肥等农资产品为业、无营业执照、无门头场所不影响其从事销售行为成立。也就是说，非法销售同样是销售，法律要求责任人除了承担相应的刑事或行政责任外，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4、本案不合格产品是直接被王玉河卖到阳信县内的，阳信县属于不合格产品当然的销售地。4、因使用不合格化肥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发生在阳信，阳信属于产品质量侵权行为地。5、尽管不合格化肥的生产厂家在无棣，如按合同纠纷，无棣县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但是按侵权纠纷，阳信县法院对此案也是有管辖权的，本案受害人有选择诉讼案由和管辖地的权利。
（二）法律依据：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2、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包括《民诉意见》第33条规定内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通过以上事实和法律分析，我们应得出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结论：即本案受害人周某向阳信县人民法院对有关责任人以侵权案由提起诉讼后，有关审判人员认为阳信县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是错误的，将该案移送无棣县法院管辖更是错误的。
如果假定本案审判人员的裁定是正确的，其推理是符合法律逻辑的，所有法院法官都效仿阳信和滨州法院法官的做法，其后果将可想而知。这样，如果是美国人或美国企业制造或销售的假化肥，则所有在中国境内施用此化肥受害的中国人或中国企业要想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必须到美国的法院去提起诉讼；如果是中国境内的海南省人或海南省的企业制造或销售的假化肥，则所有在其他省内施用此化肥的受害人或企业要想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必须要到海南省的法院去提起诉讼。想一想，哪个国家会制定如此荒唐的法律呢？
本案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姚奎英、崔珂平和张训东等法官如此断案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真是荒唐可笑。很明显，他们是在故意模糊事实、曲解法律、玩弄或违反诉讼程序。这样就使得周某在当地法院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权利救济的愿望完全落空。有关责任人通过销售不合格产品所产生的民事侵权责任迟迟得不到追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此断案，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威信。
三、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的构成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399条对此罪构成作出了明确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该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该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威信及正常活动。司法工作人员，所履行的是人民和国家所赋予的侦讯、检察、审判等光荣职责。他们的职务行为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来作出的。所以，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他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求他们必须忠实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徇私枉法行为是同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格格不入的，任何枉法行为必然侵害到国家司法机关正常职能的发挥和工作运转。因此，坚决地同徇私枉法罪作斗争是维护人民正当权益、维护国家和司法机关威信、保证司法工作正常活动的首要前提。
（二）该罪在客观方面须有枉法的行为。这里的枉法，不仅指刑事案件中的枉法，同样也包括民事和行政案件中的枉法。具体表现为：1、搜集、制造假的证据材料；2、销毁、篡改足以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材料；3、曲解或滥用法律条文；4、玩弄或违反诉讼程序等。只要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可视为存在枉法行为。
（三）该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这里的主观故意一般出于贪图财物、徇亲友私情或挟嫌报复等动机。具体讲就是“明知”。包括明知对方有罪、明知对方无罪、明知法律有这样的规定、明知诉讼程序等情况而故意通过制造或篡改证据材料、曲解法律、违反诉讼程序等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刑事案件中，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有罪的人逃避掉法律制裁；民事和行政案件中，该承担责任的不承担责任，不该承担责任却要承担责任，受害人因为讼累而投诉无门等。这里判别“是否具有明知故意”应根据法律专业人员的一般认知标准来进行衡量，而不应当按照普通大众或百姓的认知标准去衡量。当然，对重大疑难案件，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调查清楚、对案件事实认识或法律条文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而导致错判或误判的，如果不是出于徇私的动机，纯粹属于工作失误，则不应当进行定罪和量刑。当然对个别错案，如果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守行为、且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考虑按玩忽职守罪处理。
（四）构成该罪的犯罪主体须是国家司法工作人员。按照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工作人员应包括：1、在刑事案件中从事侦讯、检察、审判和监管人犯的职务人员；2、在民事或行政案件中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非上述人员的枉法行为，则不属于刑法399条的规定内容。
以上便是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构成的四要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姚奎英、崔珂平和张训东等法官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399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的规定。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在徇私枉法过程中，还存在贪赃行为，符合刑法385条关于受贿罪规定的，还应当按数罪并罚进行处理。
四、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的必要性。
“徒法不能自行”，“法不严而有法之莫守”。如果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行为不进行刑事犯罪方面的严厉打击，要想厉行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除了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外，还往往导致如下社会危害后果：1、使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2、使无罪之人蒙受冤屈，甚至无端失去生命、自由和健康；3、导致受害人及亲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精神受到严重摧残；4、造成受害人合法财产被侵夺，失去创业和继续发展的机会；5、造成受害人长期疲于讼累、不断上访，产生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数量正在不断滋长，已严重影响到社会之和谐。在我国，由于对司法权力的制约制度不够完善，司法权经常被某些不法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枉法成本往往非常之低，多数枉法者一般都会找到各种借口逃避掉法律的惩罚，尤其是民事和行政案件中，枉法裁判现象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由于法律时常不能保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致使他们对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失去信任、对已有的司法制度丧失掉信心，从而采取极端的或非法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造成更多的社会隐患，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之构建工作。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由司法工作人员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所决定的。司法工作人员本身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应是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应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如果连执法的人都不遵守自己所维护的法制，为了贪赃或徇情而枉法，那么维护整个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必然会受到严重创伤，那么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也必将会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本身的存在也将失去合理的依据。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且非常容易发生。司法工作人员本身掌握着司法权力，正如一个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一样，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司法工作人员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了某些私利，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权力去枉法玩弄法律，司法权力之外的力量又往往不足以去纠正和制约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例案件中阳信县法院和滨州市中院法官就不会那样明目张胆地曲解法律和枉法裁判了。如果国家和社会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去监督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裁判行为，那么社会发展的结果必将是司法的专擅和民权的丧失。
有鉴于此，为民生所计，为公共福祉，国家和社会应高度重视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工作人员清廉制度的建设。对枉法裁判者，必须用重典进行打击。对不胜任司法工作者，必须及时清理出司法队伍，以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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