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江南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 张曦


关键字：一事不再罚 行政处罚 行政主体 行政法制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先定力、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性、行政法治、行政管理价值的追求的。

二、《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规时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适用规则。随着行政法制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对社会关系调整、保障的日益细化，一个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侵犯了不同社会利益客体的后果，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保护不同利益客体的特别法都对该行为竞相适用，而同时产生几个不同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的现象。笔者称之为法律法规适用的竞合。而此时如果对相对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做出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就明显违反“一个行为，不得两次以上处罚（此处亦可表现为几份处罚，但处罚之间肯定会出现时间上的先后、客观上的表现也是次序不同）”的原则。而如果只做出一项处罚决定，往往会面临一般法与一般法之间、特别法与特别法之间互无优位难以决定选择适用的难为局面。这种情况给行政主体的处罚管理提出了行政执法实践上的难题。

三、《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都有处罚权、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由谁处罚、是否排斥相同的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笔者认为这是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物流、人流、资金流与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一个违法行为在一地已被一个行政主体处罚后，是否还应承担另一地另一相同职能但主体资格不同的行政主体以相同理由、依据而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呢？例如司机王某运送西瓜由A省到C省，途中被A省道路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车辆超载并处以罚金。后途经B省又被当地路政管理部门以超载为由处以罚金。最后进入C省境内再次受到C省路政管理部门的相同理由依据的第三次处罚。王某若以《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抗辩之，达到的答辩可能是“他主体的处罚并不代表本主体的处罚。本主体只要不对你进行第二次处罚便不违犯该原则。”确实，我国《宪法》与《行政组织法》都授权有关行政部门与行政主体资格与相应的处罚权限。他们均以行政主体身份进行行政规制、行政管理。其主体资格是法定的。以“一主体没有实施两次处罚，他主体并不代表本主体”的理由进行抗辩似乎有其逻辑、法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现象在现实行政管理处罚中广泛的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先且不论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但单凭“一事不再罚”似乎无法判定其违法性与无效性。

出现这三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尚未充分完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行政理论研究还不够细致等客观因素，也有争夺部门利益方面的主观因素，笔者在此试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提出解决办法。

一、对于前述第一项“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处罚主体法定唯一性的缺漏，首先应该在立法上引起重视，进而规范立法行为，减少不必要的“一权多授”、“多部门授权”，从而在立法设计上防止、杜绝此种不符合立法科学的缺陷。而在立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以依照以下三个原则来解决。
1、专职部门优于一般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现代行政的复杂性、专门性、技术性特点。由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处罚更有利于行为性质的认定、违法行为后果的确认与处罚幅度的统一性与科学性。
2、层级低的部门优于层级高的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布面较广，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理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便利于当事人依事后救济程序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管辖、处理与裁判。
3、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几个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情形都整理规范归结到由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几个机关组成的联合执法机构以共同名义做出处罚决定。此方法可以作为上述两个原则的补充。适用解决几个专门职能部门之间、几个一般职能部门之间、几个同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管理权确定的问题。但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是现实中较难操作，要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此种冲突的情形一一整理规范、再由法律规定授权联合执法机构处理，实践中将会导致增加立法整理的工作负担与行政人员编制膨胀等弊端，所以只仅仅应局限作为上述1、2两个原则的补充。
行政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一事不再罚”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提出的定义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但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在处罚主体的唯一性确定上还存有欠缺。而容易被默认理解为“同一行政主体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而“由不同行政主体‘依法’同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则是符合“一事不再罚”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现象，这就成了规避这一原则的“合法”情形。因此笔者认为此种表述也不是十分严密的。

二、对于前述第二项“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律法规过程中的法律法规适用竞合冲突未能提供合适的冲突规则的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之所以会有两个以上法规、规章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这一行为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法规、规章的日益增加、规定日益细密，这一行为被处罚的次数将不断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引用1)。” 这种几个法律法规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情形似乎已超出“一事不再罚”的要求，但行政处罚所体现的是行政相对人在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后所应依法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责任，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不同于有的刑事犯罪中还需负担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既然只是一种责任形式，那就必须只能承担一种责任后果。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可以同时处以几个不同的行政处罚，这无疑就给相对人设定了过重的不合理的法律责任负担；与此同时，法律的行为规范指引性与责任后果的唯一确定性将被牺牲，稳定性的存亡也会取决于执法主体的意念之间。这就明显是有悖于行政法治的行为规范、可预见性、稳定性等基本价值要求的。所以这个法律法规适用竞合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在此，笔者试给出几个冲突规则：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一般法）的原则。这是法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采用这一原则的原因与意义笔者在此不加累述。
2、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管理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新法往往更能体现立法者对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的把握、定性、调整的立法意图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理念。从而实现行政管理与时俱进的科学性与积极性，也有利于相对人对处罚理由、处罚依据、处罚方式与责任形式的接受与认识，避免出现使用过时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导致相对人的逆反心理，导致降低行政效率与增加行政成本负担。
3、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轻的形式优于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重的形式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处罚只是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具有教育、惩戒两重性的手段，处罚不是目的，令相对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是目的。站在受处罚的相对人的角度而言，受到行政处罚本身在精神上已是一种不利的后果，责任形式、法律后果的轻重、制裁幅度的大小往往会影响、关系到相对人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与接受程度。所以，刻意地加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负担并不见得是绝对必要的。而站在行政处罚主体的角度而言，对相对人有意识、有选择地适用制裁后果较轻的行政处罚形式，将无疑更能体现行政执法、行政法治中“寓情于治”的成熟管理技巧，将会更容易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管理--反馈与意见的传达与接受，有利于相对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接受与理解，从而有助行政管理的顺畅运行与整体行政效率的提高。
4、绝对禁止同时对一行为适用多法、多种处罚的原则。同时适用多法、给予多种行政处罚的不利后果、于法于理的不成立前面已有论述。必须在行政处罚制度中强调这一原则，以免因为行政主体故意或过失导致此种情形的出现。
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在适用上述三项冲突规则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后，行政主体应有义务对相对人进行告知教育，使相对人了解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关系造成的多种危害与在法律上的多种不利后果。从而在今后的行为中能提起应有的注意，不致再违反他法而再受他种处罚。

三、对于《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该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在此之前还有个法理问题需要明晰。举上述王某运输西瓜的案例。对其进行处罚的A、B、C三省路政管理部门都是合法、有权的、互无隶属关系的三个独立行政主体。他们三者的处罚行为似乎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为他们均以自己的主体名义做出了“合法”的“一次”处罚，虽然理由依据是一样的。然而这样真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吗？笔者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三个互不隶属的不同行政主体他们行政权均是来自于国家的授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均源属于一个根本的主体--国家，而他们都只是国家设立在不同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的代表机构。因此，这三个形似独立的主体其实质是一体的。
从法制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适用的是相同的法律法规，而正是这套法律法规的原则要求他们“一事不再罚”。也就是说，相对人如果因违法行为被适用这套法律法规承担了行政处罚不利后果，他们从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均应予以确认与保护，而不能无视其他行政主体据此做出的处罚决定而冒违反“一事不再罚”之大不韪再次进行处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与背离行政法制统一性要求的。
从相对人的角度来考察，行政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法规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有绝对义务接受的，因为这种处罚是一种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要求与调整，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与体现，是由处罚机关代表国家意志做出的规制性的国家行为。而如果允许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对同一行为进行多次处罚，就会使相对人产生“究竟哪一个处罚机关才代表国家？是不是一个处罚机关代表一个‘国家’？各个处罚机关是否各自代表‘各自’的‘国家’？”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疑问是对国家主权（对外最高代表权、对内最高统治权）、行政权统一的疑问，其政治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会造成相对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代表的唯一性等问题的认识混乱，甚至会让相对人产生国家主权对内表现形式之一的统一行政权被行政执法机关故意割裂的认识，这对国家主权的统一、行政法制的统一、行政法制建设的破坏性无疑是致命的。
行政实践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因为地方利益主义、部门利益主义在作祟，行政管理不是一种获利机制，我们更不能认同“雁过拔毛”的合理性。行政管理是一个国家对公共秩序的要求、调整、规范，而不是某些人、某些机关牟利的机制。处理这个《行政处罚法》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的问题，不是应该设计出什么解决原则、方法机制的问题，基于上述这个问题的重大危害性，应该在《行政处罚法》中予以明令禁止，只一律承认肯定首次处罚的唯一合法性并赋予相对人对二次处罚的积极抗辩权，以维护主权法制的整体统一性，制止滥用权力、争夺利益乱法的不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必要与科学的，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追求的。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还须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以期尽识其真义，从而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据性、可操作性。



（引用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5-206页

主要参考书目：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第一版
2、《行政法学》王连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方世荣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印发《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局、总政宣传部文体局，各厅、司、局，各直属单位，各行业体协，有关体育院校：

现将《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国家体育总局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2011 — 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圆满完成了《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各项任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奋斗目标，为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2011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是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科学规划未来10年竞技体育工作，对于促进竞技体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要求，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施《纲要》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体制调整到机制运行，从发展规模到发展效益，从政策制定到法规建设都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

《纲要》是指导我国竞技体育稳步发展的战略规划，是在过去十年中指引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和实施奥运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在《纲要》的指引下，我国连续在两届夏季奥运会和三届冬季奥运会上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竞技体育整体水平跃居世界先进行列。其中，夏季项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以51枚金牌100枚奖牌名列金牌总数第一，冬季项目在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实现了奥运争光计划的战略目标。备战奥运会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逐步完善，在研究和把握运动项目规律，推动训练和管理工作突破创新，加速备战奥运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集约化进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极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体教结合，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格局开始形成。

《纲要》实施以来，竞技体育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不断完善举国体制，创新管理机制，初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竞技体育领域得到充分体现，调动了国家、地方和社会多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以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为主要目标的竞技体育管理体系，发挥了竞技体育较快发展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纲要》的动员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奥运争光战略的重要基石和支撑。

《纲要》实施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将竞技体育作为展示本地区体育发展成果、群众体质健康、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平台，成为衡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努力发挥竞技体育多元功能和综合社会价值，增强全民体育意识，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带动体育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力提升和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国体育健儿创造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精神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二、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11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对体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今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体育作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重大国际比赛具有很强的国际可比性，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鲜明指标和表现特征之一。未来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在这个进程中，体育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积极进取、诚实守信、规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的精神和理念，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与价值导向，是培养人们公平竞争、团结协作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与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未来10年，竞技体育和奥运战略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中仍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也仍将为竞技体育发展和实施奥运战略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动力，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和实施奥运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奥运会作为国际竞技体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赛事，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间交流、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展现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窗口。进入新世纪以来，竞技体育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遍重视，奥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更加广泛，政府对竞技体育的主导作用普遍增强，投入不断加大，世界竞技体育的竞争更加激烈，竞技运动水平更加接近。特别是世界职业体育的快速发展，加快了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进程，改变了竞技体育传统的体制机制、组织管理、训练理念、训练方法和竞赛方式，形成了与奥林匹克运动密切相关，又有独自特点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形式，扩大了运动项目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对促进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对传统训练理论和方法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从2011年到2020年，我国将参加2012年、2016年和2020年三届夏季奥运会和2014年、2018年两届冬季奥运会。尽管我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列金牌榜第一，但在项目结构上发展不均衡，优势项目提升空间有限，且保持优势已相当困难；潜优势项目尚未形成项目和人才厚度，整体缺乏后发优势和潜力；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和群众喜爱、社会影响广泛的三大球以及冬季项目水平仍然较低，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在发展方式上仍然主要靠扩大投入和规模，依靠政策和保障等要素驱动，创新驱动不足，科学化管理和训练水平不高，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建设滞后，训练效益不高，职业体育和职业联赛发展缓慢。部分项目发展基础薄弱，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面临新的困难和冲击。综合分析，影响和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在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三、指导思想与工作方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体育强国为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为出发点，遵循竞技体育发展规律，坚持走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实施奥运战略；以人才强体为支撑，以创新驱动为关键，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统筹规划，科学布局，突出重点，均衡发展，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工作方针

以人为本，突出重点，均衡发展，统筹兼顾，全面提升。

把改革创新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把以人为本，优化项目组织结构，转变项目发展方式，提高项目发展效益作为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科学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在进一步巩固优势项目和发展潜优势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挖掘潜力、优化项目结构，推动基础项目、集体球类项目和部分冬季项目的稳步发展。统筹项目布局与结构调整；统筹训练创新与理论建设；统筹专业队建设与职业体育发展；统筹高水平人才培养与提高竞争力；统筹国内各区域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与重点促进部分发达地区的带头示范与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发展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发展目标

到2020年，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形成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符合世界竞技体育发展规律和趋势，更加开放、充满活力的现代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基本实现竞技体育结构更加优化、效益显著提高，各门类均衡发展的新局面，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入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行列。

（二）主要任务

1、继续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

2012年夏季奥运会，保持金牌和奖牌总数排名前列，巩固优势项目，拓展潜优势项目金牌增长点，基础项目和集体球类项目争取有所进步；

2014年冬季奥运会，保持水平，努力实现奖牌数有所增加和在奖牌榜排名有所提升。

2016年夏季奥运会，继续保持金牌数和奖牌数排名前列，保持并扩大新的优势项目数量，潜优势项目实现更大突破；基础项目继续提高水平，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集体球类项目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个别项目取得突破。

2018年冬季奥运会，实现运动成绩稳中有升，力争在基础大项上实现突破，进入奖牌榜前列。

2020年夏季奥运会，继续保持金牌和奖牌数领先，金牌和奖牌结构显著改善，潜优势项目、基础项目金牌和奖牌数占金牌奖牌总数的比例大幅度提升；集体球类项目整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先进国家行列。

2、实现竞技体育重点突出、内部各门类均衡发展

对运动项目进行合理布局与结构调整，突出重点，优化结构，科学配置资源，优势项目保持优势，潜优势项目加快发展，基础项目和集体球类项目水平稳步提高，保持并适度扩大发展规模，提高基础项目和集体球类项目注册运动员和从事业余训练的人数。

努力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强竞技体育理论建设，使优势项目在项目发展理论、训练理念、技战术创新、组织管理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使创新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统筹国内区域间竞技体育协调发展，鼓励和引导各省区市重点发展符合本地区实际，具有区域特点的竞技运动项目。

进一步改善训练竞赛基础设施条件，合理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国运动训练基地的训练、科研、医疗、教育和保障水平，逐步形成并完善8到10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具有地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和专项训练基地；充分利用好现有的高水平体育场馆和综合设施。

完善国内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比赛竞赛组织与管理办法，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和多元功能，提高组织承办重大比赛的能力和水平，形成与训练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赛事体制，并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服务。

3、提高竞技体育人才队伍综合素质

充分发挥人才在竞技体育发展和实施奥运战略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竞技体育人才队伍。竞技体育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人才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人才结构更加优化，人才素质显著提高。

4、推进竞技体育体制改革

以竞技体育结构调整和组织完善为重点，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依法行政、依法治体的水平，建立目标明确、责任到位、措施具体、管理规范、竞争有序、评价有据、奖罚分明的，更加开放和充满活力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5、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道路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体育的发展方式，稳步推进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初步形成政府主导、规划科学、依托市场、管理规范、产权清晰、运转高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五、对策与措施

（一）立足于建设体育强国奋斗目标，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继续实施奥运战略

以建设体育强国为奋斗目标，坚持以奥运战略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改革和完善举国体制，发展与创新管理机制，调整与健全政策法规。认真借鉴改革开放以来竞技体育管理和实施奥运争光计划的成功经验，准确把握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不断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效益。在巩固优势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挖掘项目发展潜力，合理优化项目布局与结构、促进奥运项目重点突出与协调发展，着力提高项目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加强对奥运会备战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规划、统一部署，继续实施奥运会备战领导小组与备战办公室的常态化备战体制与机制。加强对备战工作的综合协调与组织管理，建立层次分明、职责清晰、任务明确、计划周密、措施完善、保障有力、奖惩严明、运转有效的奥运备战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制度，确保备战奥运会工作的有序进行。

争取国家加大对实施奥运战略的投入，进一步改善训练、竞赛、科研等基础设施和人才条件，保障各项目训练、科研、外事、器材、聘用外教和训练基地建设经费的需求；充分开发竞技体育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多渠道、多形式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竞技体育事业。

注重整体发展与局部发展的有机结合，调整和完善奥运会奖励政策、全运会竞赛政策、运动员和教练员人才交流管理政策、国际大赛参赛运动员选拔政策、训练基地建设管理政策、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政策、运动员就学就业和保障体系等相关政策和法规，巩固全国一盘棋的备战奥运会大协作机制与合作平台，鼓励和引导各地方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突出重点，打造高精尖项目和优秀运动员；引导和鼓励有能力的地方和单位承担国家队训练参赛任务；统筹全国体育系统的力量，发挥各地的优势，在重点领域开展联合攻关；进一步完善由重点省区市体育局和解放军体育部门领导组成的项目备战领导小组工作机制，整合全国竞技体育资源，发挥各地方在人才、科研、资金、政策、保障和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调动全国备战奥运会的积极性。

（二）稳定发展规模，优化项目布局结构，促进协调发展

完善适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需要的国家队管理体制，保持并适度扩大国家队集训规模，建立健全国家队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确保高水平竞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调动地方积极性，加大对竞技体育和奥运战略的投入，稳定各级优秀运动队规模，利用区域优势为国家培养人才。

巩固优势项目，加大项目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加强优势项目群的开发，扩大优势项目的数量；优势项目在保持优异成绩的基础上，加强理论建设，系统总结成功经验，在技战术创新、训练理论、训练观念、训练方法、组织管理、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力争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并注重将优势项目发展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为其他项目的发展提供借鉴。

潜优势项目借鉴优势项目成功经验，系统总结本项目局部成功经验，以点带面，扩大优势小项的数量，努力在一些小项上形成人才集团优势，力争使更多的潜优势项目转化为优势项目；组织专家团队，加强对训练竞赛规律的研究，加强专项训练的理论建设，进一步集中力量，整合资源，打造一支能够深刻把握项目训练竞赛规律，具有科学、领先训练理念和方法的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

重点扶持三大球、基础项目和部分冬季项目的发展，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更新观念、创新方法、完善组织；研究制定国内竞赛、人才交流、体教结合、奖励机制、后备人才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三大球、基础项目和部分冬季项目的倾斜政策，引导社会和全国体育系统在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与教育等部门的合作，开展三大球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吸引广大青少年从事业余训练，扩大三大球、基础项目和部分冬季项目的规模；加大“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提高教练员执教水平，促进竞技水平的快速提高。群众基础较好的三大球项目以赛制改革为龙头，积极开发和培育本项目竞赛市场，提高本项目的市场化、社会化水平，提高项目的市场价值创造能力；群众基础薄弱的基础项目和部分冬季项目，积极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普及项目运动知识，扩大项目的影响力。

落后项目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进一步完善训练竞赛管理体制，优化人财物等资源配置，加强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建设，学习借鉴优势项目成功经验和本项目国际先进经验，探索项目训练竞赛规律，力争实现优势小项上的突破。

（三）把握规律、突破创新，推动竞技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进一步深化对竞技体育发展规律、运动项目训练竞赛规律的认识，转变发展观念，完善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竞技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加强运动队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建设，完善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建设的体制机制和操作办法，将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作为日常训练参赛的常态化体制机制建立并稳固下来，构建符合现代运动训练发展要求的训练组织形式，制定鼓励各项目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办法，创造有利于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实现以创新带动训练水平的提高。

系统引进国际前沿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加强学习和交流，丰富知识、更新观念、结合各项目实际创造性的吸收与运用；研究世界范围内本项目发展潮流和趋势，深化对项目训练竞赛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训练方法、手段以及技战术方面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不断提高训练效益与质量。认真总结我国优势项目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加强交流，相互借鉴，使优势项目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备战奥运会整体工作指导示范。

加强对运动训练过程的控制，借鉴现代质量管理理念，制定与实施运动队训练质量管理评估办法，针对训练参赛的全过程，从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训练组织、目标实现、训练创新、参赛指挥、科训结合、反兴奋剂、团队文化、梯队建设等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化评价，提高训练的质量和效益。

进一步完善体育科技工作的体制机制，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科技工作，提高体育科技创新能力、突破制约竞技体育发展和备战奥运会组织工作的关键环节与因素，提升体育科技在竞技体育发展和实施奥运战略中的贡献率；进一步加强科研攻关、科技服务和医疗保障工作，提高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

加强对训练基地科研、医疗、文化教育的投入和支持，探索建立“科、训、医、教”一体化的训练基地的模式，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国运动训练基地的训练、科研、医疗、教育和保障水平，改善训练条件。

（四）加强竞技体育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各类人才素质

围绕进一步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竞技体育人才队伍的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全面提升竞技体育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利用政策杠杆，完善各类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和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各类竞技体育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强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修订和完善运动员注册交流管理制度，促进高水平运动员合理有序流动。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工作普遍纳入国民义务教育序列，加强运动员在役期间文化教育工作，保证运动员接受同龄人相同的文化教育和学历教育，国家队运动员100％参加相应等级的学历教育。继续落实和完善退役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各项政策。完善并落实各项激励和保障政策，确保运动员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加强对退役运动员职业辅导、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的支持和指导，构建和完善运动员职业转换社会扶持体系，引导支持运动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

加强教练员管理，制定并实施教练员注册交流管理办法，规范教练员任职资格、选拔任用、学习培训、述职考核，促进教练人才有序交流。高度重视教练员业务培训和教练员职务审定工作，到2020年，国家队教练员本科学历达到90％以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达到40％以上；具备高级职称的教练员数量大幅度提高。充分发挥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学院的作用和功能，加快我国教练员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中级教练员每年要保证30个学时的学习培训，高级教练员和国家级教练员要保证40个学时的学习培训，每五年要对全国教练员轮训一遍；加快优秀中青年教练员培养力度，推行精英教练员“双百”培养计划；加快引进国外教练员人才资源，规范管理，提高外籍教练员人才使用效益。

实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程”，制定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规划，改善各级各类体校办学条件，统筹布局、完善政策，建立规模、布局和结构合理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使在训青少年规模保持平稳增长，每个奥运周期认定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300个。

完善裁判员注册、管理、培训、考核、选派、奖惩制度，努力建设一支思想品德过硬、业务水平高、人员相对稳定的专兼职高水平裁判队伍。完善加强竞赛管理人员的培训与培养的措施，打造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竞赛组织人才队伍。

加大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人员和体育外事人才的培养力度，支持和鼓励合适人员竞选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应职务，争取更多地参与国际体育组织活动、参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决策，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五）深化改革，创新竞技体育发展机制

坚持制度创新,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重点研究与解决影响和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平稳较快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和障碍，加强宏观管理，进一步转变职能，管办分离，强化监管和公共服务，完善科学、民主和依法决策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完善竞技体育的综合评价和奖励机制，逐步建立起专家评价、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等多方结合的综合评价监督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充满活力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

进一步深化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加强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社团组织发展和管理制度建设，提高行业自律、依法治理水平。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提高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综合管理效能和科学管理水平。

围绕实施奥运战略，用政策手段调整区域间竞技体育发展格局,使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在管理、科研、保障、人才、区位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有机结合与互补，以东部竞技体育发达地区的加快发展和水平提高，示范并促进中、西部地区竞技体育的稳步发展和水平提高。提高全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促进全国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

（六）改革完善竞赛制度，充分发挥竞赛杠杆作用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全运会、城运会赛制，充分发挥奥运战略导向作用，协调国家奥运战略与各地方全运战略的关系。进一步改革完善全运会、城运会申办办法、竞赛规模、项目设置、竞赛编排、运动员注册交流、计分办法、管理手段和监督措施，真正发挥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在推进赛制改革、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将国家和地方利益有机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竞争与协作机制，引导地方和解放军调整项目布局，充分调动地方和解放军为国家培养和输送高水平运动人才的积极性，使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更好地为奥运战略服务。

全国单项比赛要以检验和提高竞技水平为目标，充分调动各地区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积极性。通过形式多样的系列赛、大奖赛、分站赛等，增加运动员参赛机会和实战练习，将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有机紧密结合，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单项竞赛制度。

进一步调整完善全国城市运动会、各省区市运动会赛制，加强对青少年体育竞赛的管理，坚持以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主的宗旨，广泛选拔发现各类后备人才。建立健全符合青少年运动员成长规律和文化教育要求的体育竞赛制度，探索符合青少年各个年龄阶段的专门竞赛方法和鼓励办法。建立体育和教育部门青少年体育竞赛协作机制，协调年度竞赛计划和竞赛规程，合理安排竞赛周期，利用学校资源承办青少年体育竞赛，扩大赛事规模，降低办赛成本。

加大政策引导，促进体育竞赛社会化，调动地方体育部门和社会力量办赛的积极性，扩大赛事数量，逐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主导、形式多样的竞赛管理体系。继续改革、推进全运会等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和主要单项赛事的市场开发工作，提高综合效益与作用。

（七）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道路，积极推进职业体育发展

按照管理有序、发展可控、服务奥运的原则，处理好运动项目职业化与提高竞技水平为国争光的关系，处理好职业联赛与国家队备战的关系，积极为奥运战略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项目发展实际的职业化发展模式，积极探索专业训练和职业体育有机结合的发展方式，借鉴国际职业体育训练理念和管理方法，研究专业训练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通过职业化改革提高实力。

健全职业体育法律、法规，优化和规范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环境，依法明确和理顺职业体育发展中各利益主体间关系，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形成政府主导、规划科学、依托市场、管理规范、产权清晰、运转高效的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我国职业体育有序发展。

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依据锻炼队伍、提高水平、推动项目发展、服务社会的宗旨，开发竞赛市场，设计和推出精品赛事，培育具有品牌优势的中国职业体育赛事、职业体育俱乐部，将国内比赛、世界大赛与市场开拓紧密结合起来，重视职业体育赛事的品牌运营，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职业体育的发展方式，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模式。

（八）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大力加强竞技体育行业作风建设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在全国体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中，扎实抓好“反腐倡廉、奋发敬业”专题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加强运动员职业道德教育和文明礼仪教育，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与技战术训练同样重要的环节，将对运动员精神、意志、心理和作风的锤炼融入平时的训练和生活中。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和造就一支思想过硬、作风顽强、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竞技体育队伍。

大力加强以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为重点的竞技体育行业作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竞赛制度，促进公平竞争。在全国体育系统深入开展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专项治理，不断完善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监督和检查惩处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执裁不公、扰乱赛场秩序等违规违纪行为的检查处罚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反兴奋剂条例》，坚决执行“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方针；通过与有关责任部门签订《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建立反兴奋剂责任制；进一步加大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完善运动队反兴奋剂准入制度，强化教练员、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自觉抵制兴奋剂的意识和能力；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完善国家反兴奋剂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加大兴奋剂的检查力度，加强反兴奋剂的国际合作，提高反兴奋剂工作水平。推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国家反兴奋剂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特殊作用，通过体育运动的开展和体育精神的培育，通过开展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活动，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促进全社会形成奋发进取、团结友爱、共同进步、公平正义的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