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国家无规定疫病区条件

　　一、术语
　　无规定疫病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发生过某种或几种疫病，同时在该区域及其边界和外围一定范围内，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动物源性饲料、动物遗传材料、动物病料、兽药（包括生物制品）的流通实施官方有效控制并获得国家认可的特定地域。无规定疫病区包括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和免疫无规定疫病区两种。
　　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在规定期限内，某一划定的区域没有发生过某种或某几种动物疫病，且该区域及其周围一定范围内停止免疫的期限达到规定标准，并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及其流通实施官方有效控制。
　　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在规定期限内，某一划定的区域没有发生过某种或某几种疫病，对该区域及其周围一定范围内允许采取免疫措施，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及其流通实施官方有效控制。
　　监测区：环绕某疫病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依据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和疫病种类所划定的按非免疫无疫区标准进行建设的对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有缓冲作用的足够面积的地域，且该地域必须有先进的疫病监控计划，实行与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相同的防疫监督措施。
　　缓冲区：环绕某疫病免疫无规定疫病区而对动物进行系统免疫接种的地域，是依据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所划定的按免疫无规定疫病区标准进行建设的对免疫无规定疫病区有缓冲作用的一定地域，且该地域必须有先进的疫病监控计划，实行与免疫无规定疫病区相同的防疫监督措施。
　　感染区：是指有疫病存在或感染的一定地域，由国家依据当地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动物流行病学因素和畜牧业类型而划定公布的一定范围。
　　自然屏障：是指自然存在的具有阻断某种疫情传播、人和动物自然流动的地理阻隔，包括大江、大河、湖泊、沼泽、海洋、山脉、沙漠等。
　　人工屏障：是指为建设无疫区需要，限制动物和动物产品自由流动，防止疫病传播，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隔离设施、封锁设施等。
　　二、无规定疫病区疫病控制标准
　　（一）口蹄疫
　　A．免疫无口蹄疫区
　　1．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2．该区域在过去2年内未发生过口蹄疫。
　　3．有定期的、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录。
　　4．该区域和缓冲区实施强制免疫，免疫密度100%，所用疫苗必须符合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5．该区域和缓冲区须具有运行有效的监测体系，过去２年内实施监测，未检出病原，免疫效果确实。
　　6．所有报告及免疫、监测记录等有关材料准确、详实、齐全。
　　若免疫无口蹄疫区内发生口蹄疫时，最后一例病畜扑杀后12个月，经实施有效的疫情监测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免疫无口蹄疫区。
　　B．非免疫无口蹄疫区
　　1．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2．在过去2年内没有发生过口蹄疫，并且在过去12个月内，没有进行过免疫接种；另外，该区域在停止免疫接种后，没有引进免疫接种过的动物。
　　3．有定期的、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录。
　　4．在该区具有有效的监测体系和监测区，过去２年内实施疫病监测，未检出病原。
　　5．所有报告及监测记录等有关材料准确、详实、齐全。
　　若非免疫无口蹄疫区内发生口蹄疫时，在采取扑杀措施及血清学监测的情况下，最后一例病例扑杀后3个月；或在采取扑杀措施、血清学监测及紧急免疫的情况下，最后一头免疫动物屠宰后3个月，经实施有效的疫情监测和血清学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非免疫无口蹄疫区。
　　（二）新城疫
　　A．免疫无新城疫区
　　1．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2．该区域在过去3年内未发生过新城疫。
　　3．有定期的、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录。
　　4．该区域和缓冲区实施强制免疫，免疫密度100%，所用疫苗必须为符合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弱毒疫苗（ICPI小于或等于0.4）或灭活疫苗。
　　5．该区域和缓冲区须具有运行有效的监测体系，过去3年内实施监测，未检出ICPI大于0.4的病原，免疫效果确实。
　　6. 所有的报告及免疫、监测记录等有关材料准确、详实、齐全。
　　若免疫无新城疫区内发生新城疫时，最后一只病禽扑杀后6个月，经实施有效的疫情监测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免疫无新城疫区。
　　B．非免疫无新城疫区
　　1．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2．在过去3年内没有暴发过新城疫，并且在过去6个月内，没有进行过免疫接种；另外，该地区在停止免疫接种后，没有引进免疫接种过的禽类。
　　3．有定期的、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录。
　　4．在该区具有有效的监测体系和监测区，过去3年内实施疫病监测，未检出ICPI大于0.4的病原或HI滴度不大于23(1:8)。
　　5．所有报告及监测记录等有关材料准确、详实、齐全。
　　若非免疫无新城疫区内发生新城疫时，在采取扑杀措施及血清学监测情况下，最后一只病禽扑杀后6个月；或采取扑杀措施、血清学监测及紧急免疫情况下，最后一只免疫禽屠宰后6个月，经实施有效的疫情监测和血清学检测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非免疫无新城疫区。
　　（三）猪瘟
　　A．免疫无猪瘟区
　　1．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2．该区域在过去2年内未发生过猪瘟。
　　3．有定期的、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录。
　　4．该区域和缓冲区实施强制免疫，免疫密度100%，所用疫苗必须符合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5．该区域和缓冲区须具有运行有效的监测体系，过去２年内实施监测，未检出病原，免疫效果确实。
　　6．所有报告，免疫、监测记录等有关材料准确、详实、齐全。
　　若免疫无猪瘟区内发生猪瘟时，最后一例病猪扑杀后12个月，经实施有效的疫情监测，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免疫无猪瘟区。
　　B．非免疫无猪瘟区
　　1．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2．在过去2年内没有暴发过猪瘟，并且在过去12个月内，没有进行过免疫接种；另外，该地区在停止免疫接种后，没有引进免疫接种过的猪。
　　3．有定期的、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录。
　　4．在该区具有有效的监测体系和监测区，过去２年内实施疫病监测，未检出病原。
　　5．所有的报告及监测记录等有关材料准确、详实、齐全。
　　若非免疫无猪瘟区内发生猪瘟时，在采取扑杀措施及血清学监测的情况下，最后一例病猪扑杀后6个月；或在采取扑杀措施、血清学监测及紧急免疫的情况下，最后一例免疫猪屠宰后6个月，经实施有效的疫情监测和血清学检测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非免疫无猪瘟区。
　　（四）高致病性禽流感
　　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
　　1．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2．有定期的、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录。
　　3．在过去3年内没有发生过高致病性禽流感，并且在过去6个月内，没有进行过免疫接种；另外，该地区在停止免疫接种后，没有引进免疫接种过的禽类。
　　4．在该区具有有效的监测体系和监测区，过去3年内实施疫病监测，未检出H5、H7病原或H5、H7禽流感HI试验阴性。
　　5．所有的报告，监测记录等有关材料准确、详实、齐全。
　　若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时，在采取扑杀措施及血清学监测的情况下，最后一只病禽扑杀后6个月；或采取扑杀措施、血清学监测及紧急免疫情况下，最后一只免疫禽屠宰后6个月，经实施有效的疫情监测和血清学检测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
　　(五)其它疫病（待定）
　　三、无规定疫病区基本条件
　　（一） 区域要求
　　1．区域规模
　　无规定疫病区的区域应集中连片，有足够的缓冲区或监测区，具备一定的自然或人工屏障的区域。
　　2．社会经济条件
　　无规定疫病区必须是动物饲养相对集中。
　　无规定疫病区的建设必须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社会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具有承担无疫区建设的能力，承受短期的、局部的不利影响，并在维持方面提供经费等保障。
　　无规定疫病区的建立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
　　3．动物防疫屏障
　　无规定疫病区与相邻地区间必须有自然屏障和人工屏障。
　　4．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外必须建立监测区，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外必须建立缓冲区。
　　5．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必须实行免疫标识制度、实施有计划的疫病监控措施和网络化管理。
　　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引入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只能来自于相应的免疫无规定疫病区或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对进入免疫无规定疫病区的种用、乳用、役用动物，应先在缓冲区实施监控，确定无疫后，并按规定实施强制免疫，标记免疫标识后，方可进入。
　　6．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必须采取有计划的疫病监控措施和网络化管理。
　　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引入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只能来自于相应的其他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对进入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的种用、乳用、役用动物，应先在监测区按规定实施监控，确定符合非免疫无规定疫病区动物卫生要求后，方可进入。
　　（二）法制化、规范化条件
　　1、省级人大或者人民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与无规定疫病区建设相关的法规规章。
　　2、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有关疫病防治应急预案，并下达无规定疫病区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3、依据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严格实施兽医从业许可、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动物免疫、检疫、监督、监督检查站、疫情报告、畜禽饲养档案、机构队伍和动物防疫工作档案等具体的管理规定；必须严格实施动物用药、动物疫病监控、防治等技术规范。
　　（三）基础设施条件
　　1．区域内应有稳定健全的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专门的乡镇畜牧兽医站，并有与动物防疫工作相适应的冷链体系。
　　2．区域内的实验室应具备相应疫病的诊断、监测、免疫质量监控和分析能力，以及与所承担工作任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3．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备与检疫、消毒工作相适应的检疫、检测、消毒等仪器设备。
　　4．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有与动物防疫监督工作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和监督车辆，保证省、市、县三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有效开展检疫、执法、办案和技术检测等工作。具备对动物或动物产品在饲养、生产、加工、储藏、销售、运输等环节中实施动物防疫有效监控的能力。
　　5．有相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具备及时有效地处理病害动物和动物产品以及其他污染物的能力。
　　6．省、市、县、乡有完备的疫情信息传递和档案资料管理设备，具有对动物疫情准确、迅速报告的能力。
　　7．在无规定疫病区与非无规定疫病区之间建立防疫屏障，在运输动物及其产品的主要交通路口设立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并配备检疫、消毒、交通和及时报告有关情况的设施设备。具有对进入本区域的动物及其产品、相关人员和车辆等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疫病传入传出的能力。
　　（四）机构与队伍
　　1．组织机构
　　（1）有职能明确的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2）有统一的、稳定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省、市、县三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3）有健全的乡镇动物防疫组织。
　　2．队伍
　　（1）有与动物防疫工作相适应的动物防疫人员；
　　（2）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设置的动物防疫监督员必须具备兽医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动物检疫员必须具备兽医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
　　（3）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内从事动物防疫监督、动物检疫及实验室检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比率不得低于80%。
　　（4）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制定并实施提高人员素质的规划，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培训和考核，并具有相应的培训条件和考核机制。
　　（5）各级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及动物防疫组织从事的动物防疫活动按照国家和省财政、物价部门制定的规费收取标准收费。
　　（五）其他保障条件
　　1．动物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均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实施。
　　2．有处理紧急动物疫情的物资、技术、资金和人力储备。
　　3．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在保证基础设施、设备投入和更新的同时，保证动物免疫、检疫、消毒、监督、诊断、监测、疫情报告、扑杀、无害化处理等工作经费。

二00二年七月八日

宪法是匹奋鬃扬蹄的理论之马吗
－－与魏雅华商榷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钱雄伟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母法，应“与时俱进”自是毋庸置疑，但魏雅华在《〈宪法〉应“与时俱进”》（见《中国律师》2003.2）一文中却由之引申，质疑宪法的“滞后”原则，把宪法比作奋鬃扬蹄的理论之马，把实践比作碌碡，并得出结论：宪法应该是前瞻性的理论，拉着实践跑，而不是实践拉着宪法跑。笔者以为作者的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上述论断，而且这一种冒进的思想倾向有违宪法特性，在宪法学研究中不仅没有积极意义，甚至还会将“修宪”引入歧途，因此试就此谈谈自己的管见，与魏雅华商榷。
作者分析了新中国宪政史上的两则经典“违宪”案例：一、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民偷偷“包产到户”，二、深圳首创“买卖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此为证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坚决的依法办事，那么压根就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视《宪法》如无物，那岂不是对《宪法》的轻蔑与亵渎？”这的确道出了依宪治国和改革开放之间存在的矛盾，必须正确地反思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才能更好地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依法治国，同时通过依法治国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作者由此得出“‘滞后’法则将《宪法》变成了一张废纸”的结论却有些牵强附会。是“滞后”法则的错？作者自己在文中说：“全世界都有每隔几年（一般为四年）就要对《宪法》修订一次的制度。”岂不是全世界的宪法都难逃变成了一张废纸的厄运？众所周知，“法律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法律规范框架中有着某种僵化性，使法律变革常常落后社会改革 ，还可能发展出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控制的倾向。”（[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为“滞后”法则之本义，它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胡锦涛总书记在《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中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胡总书记的话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和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印证了“滞后”原则的客观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法的本质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宪法之所以要集中表现统治阶级内部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和意志，原因根源在于宪法的民主性，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宪法的出现就在于对抗专制和独裁，通过“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来巩固民主成果。宪法典主要内容是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的规定，目的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的变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且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宪法能否保持应有的权威和尊严，因此宪法规范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也正是因为它是民主进程法律化的成果，它的前进需要民主力量的推动，因而它只能如实地记录民主进程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不可能臆想地创造所谓“超前的、前瞻性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前进。否则，即使勉强加进宪法条款，也只能是废纸一张，形同虚设。1954年宪法中关于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结构与1982年宪法中严禁土地买卖的规定，不就是建立在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前瞻性理论”基础上的吗？它带给我们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使用权买卖”这两则经典“违宪”案例的出现，我以为，首先在于没有实行依宪治国的宪政，形成完善的修宪机制，才使得宪法变成了一部反映迟钝、落后而保守的法律；其次，没有从立法技术上很好地解决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二者之间的关系，造就了孕育“违宪悖论”的温床。宪法专家许清教授认为，“中国宪法具有中国特色，即把根本制度、社会制度规定在宪法里。”“这一特色导致修宪频繁的可能性。”汪吉友也认为：“纳入宪法的内容，应考虑它必须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而且纳入宪法时，还要考虑尽量只规定原则，不宜规定具体制度及操作程序。”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来看，宪法会面临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革价值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故此，要确保宪法权威的确立，必须在宪法规范稳定性价值与社会变迁的价值追求的张力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有机平衡。找准造成这一对矛盾的关键才能更好地解决它，我以为如何从立法技术上解决好这一对矛盾是问题的关键，单纯把罪责完全归之于滞后原则，只能使我们在制定法律时无视法律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揠苗助长，滋长冒进的思想倾向，其带来的危害较之保守的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如果不是追求“一大二公”，怎会在宪法中规定人民公社的经济制度？如果不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瞻性”理解，怎会出现严禁土地进入市场的规定？又怎会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至于作者提到的私有财产保护问题，其实并不成为问题，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中的规定和宪法第13条规定是相互抵触的，通过建立完善的宪法监督机制完全可以解决，而多次提案都没有解决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恰恰说明对公私财产性质等问题还没有从实践和理论上成熟之前，不可能仅仅依据个人主观意志来超前指导实践，我以为这恰是宪法权威逐渐为社会重视的好现象，只有在实践中成熟以后才可能形诸于宪法，真正发挥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之功能。
既然宪法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宗旨，我国宪法典也把公民权利一章提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那么宪法规范应着力解决的是公民权利的内容和国家机构的制约原则，对于正在进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内容的规定，就不能多采用限定性、禁止性规范，否则就会使得相关方面的改革受到宪法的阻碍，在立法技术上自我设置二难悖论，在法治实践中自相矛盾。杨海坤在《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中说：“通观我国的宪法，与其说是一部法律还不如说是一部政治性纲领。没有法律的特性，却基本了政治纲领的所以要素。”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过三次部分修改。除了三次宪法修改涉及的内容，学界对现行宪法内容和规范设计方面的种种不足进行了深入探讨。纵观这三次宪法修改，主要有如下缺陷：一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完善关注不足；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政策性有余，规范性不足。纲领和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目标和行动步骤，具有前瞻性，会经常根据实践的发展而调整，不宜作为宪法规范，八二宪法的三次修改全在于宪法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范落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成为经济建设的桎梏，才导致修宪。同时鉴于我国宪政制度与两个人权公约在应然权利认知上的重大差异，我国已加入了这两个公约，修宪应该将重点放在公民权利保护制度和部分国家制度的完善。其三，修宪过于频繁，削弱了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的被应用，不断的被认可和遵守。假使按照魏雅华一文中的观点，即使制定出了“与时俱进”的宪法，也仍然难逃“滞后”的厄运，难以避免的频繁修宪将沦为“救火的法宝”抑或“盲动的指挥棒”，不利于宪法权威和公民宪法意识的巩固。在宪法的指导思想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我国宪法修改、制定过程中的一根“红线”，有了这根“红线”，对宪法性质变化的担忧就可消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改革，完全可由国家政策来加以规范和约束，通过试点的方式加以运作，成功则推广，这样就不会存在对宪法的轻蔑和亵渎，又能够比较好地协调因立法技术衍生的这一矛盾。
综上所述，“滞后”原则并不是妨碍依宪治国的罪魁祸首，宪法也并非“奋鬃扬蹄的理论之马”，而应该是文明进程的守护神，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充当摇旗呐喊的狂飙角色，而从立法技术上消解其对当前改革创新实践的负面影响乃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根本大法的保驾护航功能，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