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158条在实施中应亟须解决的三个问题/王作斌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04 22: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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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第158条在实施中应亟须解决的三个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然而，在该条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目前仍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
（一）亟须解决法院的调查核实证据手段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外，是否还可以采用询问证人或讯问被告人等其他方式？一种观点认为，合议庭在进行庭外调查时，应该可以采取询问证人等其他方式，这既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所必需的，也与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相吻合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的庭外调查证据的范围只应限于实物证据，调查手段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明、冻结六种。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理由是：首先，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作为言辞证据具有可塑性，并且容易失真，如果法官调查核实言辞证据并改变了其内容的话，容易给法官这个中立裁判者的角色造成偏袒的印象，同时，也为极个别的法官认定事实时按照自己的喜好提供可乘之机。而实物证据失真和可塑性较小，在产生疑问时可由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来揭示，对科学技术、设备和知识的依赖性较强，所以法官对实物证据产生疑问，控辩双方的通过当庭辩论又无法达成一致，当庭不能立即作出裁判的，法官可以在庭外进行调查核实。故刑事诉讼法允许采用的庭外调查的证据范围只应是实物证据；其次，从立法意图来看，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庭外调查只限于六种手段，并且删除原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搜查（获取言辞证据的调查手段），因此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对此是具有明确的立法取舍的，既然询问证人等侦查手段并未列入其中，理应视作法律禁止使用；再次，如果当庭宣读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鉴定结论等言辞证据有疑问，合议庭可以通知证人、被害人或鉴定人到庭提供证言或陈述，接受质证，无须法官再去庭外进行调查核实。
（二）、亟须解决该条“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检、法两家相互指责的现象：检察院认为法院在行使庭外调查权时，常常凭主观好恶随意为之。甚至指出极个别的法官通过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名义来积极主动地为被告人开脱罪状；而法院指责公诉人常常图省事，将本应由控方调查询问的证人开列一份清单，让法院来履行询问证人的责任。因此，笔者建议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应及早作出司法解释，对该条“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情况进行明确具体的界定，以减少检察与法院两家相互之间的指责。
（三）亟须解决庭外调查核实的证据是否应该通过诉讼程序才能转换为判案的证据问题。有人认为，法院直接调查核实的证据在法庭上再出示并听取各方意见，难以避免法官受质询的尴尬。因此，只要取证时通知控辩双方到庭，就不需要再于法庭举证，而可以直接将其用作定案的证据。笔者认为，法院庭外调查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样才能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一切证据，只有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立法本意，刑事案件才能办成铁案。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作斌
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然而，在该条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目前仍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
（一）亟须解决法院的调查核实证据手段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外，是否还可以采用询问证人或讯问被告人等其他方式？一种观点认为，合议庭在进行庭外调查时，应该可以采取询问证人等其他方式，这既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所必需的，也与刑事诉讼法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相吻合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的庭外调查证据的范围只应限于实物证据，调查手段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明、冻结六种。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理由是：首先，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作为言辞证据具有可塑性，并且容易失真，如果法官调查核实言辞证据并改变了其内容的话，容易给法官这个中立裁判者的角色造成偏袒的印象，同时，也为极个别的法官认定事实时按照自己的喜好提供可乘之机。而实物证据失真和可塑性较小，在产生疑问时可由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来揭示，对科学技术、设备和知识的依赖性较强，所以法官对实物证据产生疑问，控辩双方的通过当庭辩论又无法达成一致，当庭不能立即作出裁判的，法官可以在庭外进行调查核实。故刑事诉讼法允许采用的庭外调查的证据范围只应是实物证据；其次，从立法意图来看，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庭外调查只限于六种手段，并且删除原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搜查（获取言辞证据的调查手段），因此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对此是具有明确的立法取舍的，既然询问证人等侦查手段并未列入其中，理应视作法律禁止使用；再次，如果当庭宣读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鉴定结论等言辞证据有疑问，合议庭可以通知证人、被害人或鉴定人到庭提供证言或陈述，接受质证，无须法官再去庭外进行调查核实。
（二）、亟须解决该条“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检、法两家相互指责的现象：检察院认为法院在行使庭外调查权时，常常凭主观好恶随意为之。甚至指出极个别的法官通过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名义来积极主动地为被告人开脱罪状；而法院指责公诉人常常图省事，将本应由控方调查询问的证人开列一份清单，让法院来履行询问证人的责任。因此，笔者建议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应及早作出司法解释，对该条“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情况进行明确具体的界定，以减少检察与法院两家相互之间的指责。
（三）亟须解决庭外调查核实的证据是否应该通过诉讼程序才能转换为判案的证据问题。有人认为，法院直接调查核实的证据在法庭上再出示并听取各方意见，难以避免法官受质询的尴尬。因此，只要取证时通知控辩双方到庭，就不需要再于法庭举证，而可以直接将其用作定案的证据。笔者认为，法院庭外调查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样才能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一切证据，只有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立法本意，刑事案件才能办成铁案。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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